雲邊居士按：

本文是为本期《新世纪》周刊“法眼”栏目写的，发表时编辑做了删改，并将标题改为“制度性人祸”（http://magazine.caing.com/2010-03-28/100129883.html）未经财新网和我本人共同授权，不得转载。

此次山西疫苗事件，事涉近百名致病、致残、致死者及其家属的权利救济，关系山西3500万人的生命安全。山西省政府左支右绌、敷衍推诿，舆情硝烟愈见浓密，此事件再次清晰展示权力场域中的罪错递增现象。

至今各方报道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基本上集中在山西省卫生厅、疾控中心等行政部门涉嫌渎职、官商勾结、垄断疫苗市场，涉嫌违规存储、运送、销售疫苗，涉嫌自辩自裁回避监督，涉嫌垄断信息蒙蔽公众。

在这以行政垄断市场为基调的作恶链条中，本以管理、配送疫苗为职责内容之一以实现公益目标的医疗行政部门疾控中心成了作恶中心。

山西省疾控中心前中心主任栗文元利用了手中的公权力，变相开办垄断性企业（生物制品配送中心），一马平川地扫除陈涛安等被他视为权力障碍的业务骨干，任命利益相关人、毫无疫苗生产权的私营企业华卫公司董事长田建国为生物制品配送中心主任，负责“全省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所需的疫苗配送及二类疫苗的供应和管理”，至此垄断山西全省二类疫苗市场的官商勾结，已是清浅河石般昭昭然。

不知是权力垄断市场的眩晕感使然，还是无知愚昧所致，田建国在经营这个中心过程中，所聘请的工作人员多是对疫苗缺乏基本常识的非医疗职业打工者，以致管理、存储、运送疫苗时肆无忌惮地高温、曝光，这已是多人致病致残致死的疑似原因。

市场垄断必然导致劣质产品和劣质服务，甚至引发灾难，这是千百年来古今中西屡验不爽的基本公理，而这种以权力垄断为前提的市场垄断比通常的经济垄断更加邪恶。

因陈涛安的举报，2007年10月，山西省纪委参与省卫生厅成立调查组之后，田建国神秘失踪，而调查结果却“意外”地“对栗文元、田建国制售高温疫苗问题置之不理”，这无法不让人对权力的官官相护浮想联翩。在后续的三年中，作为疾控中心的上级主管部门山西省卫生厅则以“专家鉴定违反回避原则”、“改动患儿接种史”、“虚构卫生部调查结果”等手段企图蒙混过关。而有关媒体报道之后的本月17日当晚，山西省卫生厅慌不择言地声明：“报道基本不属实”——一天就能调查这么大的一件事，而且给出结论不是撒谎是什么？与此同时“讨说法家长卫生厅门前被推倒”、“家长申请立案被拒”、“举报人遭恐吓”、“疾控中心主任栗文元出国旅游不归”、“山西卫生厅记者会只开二十分钟，当场指责记者”等诸多事件连续发生。

在此诸多事件之外，不但山西本地的医界权威人物也被政府封口，向患者撒谎，回避高温曝光疫苗与患者病残死之间可能的病理因果关系，就是远在北京的医界似乎也欲言又止；山西本省除了高平法院外，其他的法院迄今没有敢受理疫苗致死致残致病索赔案的。

尤令受害家属失望的是，山西省检察院似乎从未启动原本属于其管辖的渎职罪的侦查工作，在此问题上一直郁郁无所作为。省纪委的工作似乎早已停顿，没有对外通报任何新的进展，甚至当记者采访时还反而质问其采访目的——完全是一副欲盖弥彰且恼羞成怒又飞扬跋扈的姿态。

至此，公权力垄断并掩盖信息，各项权力之间互相配合，阻断几乎所有公共性、权力性的救济渠道，受害者取证困难，投诉无门，濒临灭顶。可见，不受监督的公权力除了侵犯权利，还会阻止权利的救济；除了杀人，还要毁尸灭迹；除了制造灾难，还要活埋灾难。

不过，此次卫生部反应还算迅速，于报道发表之后的第二天即派出八人专家组入晋“指导”调查，但具体效果还将拭目以待。好在舆情继揭开黑幕之后，继续穷追不舍，情绪依然饱满，但愿能为此事件的良性结果提供更大的贡献。

全世界的行政机构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科层等级制下的权力集中，中国也不例外。但在权力分立的宪政国家，这种科层等级制中的庞大权力受到议员、上级行政首脑、自由媒体、司法等一系列政府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外部制约和监督，通常不大敢为所欲为，其行政官员一旦渎职，就可能遭到解职甚至司法清算。

但中国各级政府目前的制度性权力结构中，行政权一权独大、权力不分立、缺乏有效制衡是不争事实，再结合行政权的集权本性，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在受到上级行政长官以及上级纪检部门的内部调查之前，往往能在本系统一手遮天、胡作非为，利用手中权力设租、寻租，并与上下各级行政官员和外部利益体交换利益。

与上述相应，权力腐败制造灾难也有其特定的规律性现象。缺乏制度性、常态有效监督和制约的公权力，在其行为过程中只要第一个环节发生错误，后面的环节将自动出现制度性护短行为，于是在连环谎言的护卫下连环侵权一路畅通，直到最后公民权遭到灭顶之灾，这就是缺乏监督和制衡的公权力在实际运作中的罪错递增规则。

山西疫苗事件的报道，几乎完整地演示了中国当代公权力的罪错递增现象。可以断定，公权力缺乏制衡与监督的制度现状不变，这条权力定律必是制度性人祸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