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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81 灰霾世界里的感慨 / 萧瀚

  列维坦油画:黄昏
 
灰霾世界的感慨
 
萧瀚
 

钱锺书在《猫》里有句刻薄愛默的话:“她已到了愿有人记得她生日而不愿有人知道她生年的时期。”其实,不独女性有这类心态,男人也一样,有了这种心态,就容易发感慨——这是所有号称舞文弄墨的人,最常见的现象。

今天这样的灰霾天,当然是感慨人生的最佳天气,因为它会助长人的阴郁,既然阴郁了,总该有点感慨,不然这阴郁也就浪费了。

前几天,在万圣跟几个大学生聊天——看着他们比我小一半年龄的青春,我是多么嫉妒。聊着聊着,就有人疑惑了:

“老师,你是不是太悲观了?”

这种问话,在这十年里,不知道遇到多少回了,我的每一次回答也都大同小异:

“哦,不是悲观,是绝望,我不会把幻觉当希望。没发现吗?绝望的妙用在于你没什么可失望的,因为绝望了,就没什么东西能失去的。”

我并没有像鲁迅先生所言,绝望只是打扮成绝望的希望。绝望就该是彻底的。正如我家领导常说的,她相信灵魂,但希望没有灵魂,因为人死了就该彻底地休息。以前不能理解她的这种怪异念头,而现在却十分理解,每当想到人死后还有灵魂,就觉得很累——何苦呢?死就死了,为什么还要有灵魂?用郭德纲的话说:“还让不让人死了?”

死亡本身倒也不可怕,让人害怕的是不确定。就像现在,重庆如火如荼,不是抓律师,就是把公安局长变成西政博导,再不就是要“双起”(起诉)媒体、记者——其实我一直觉得“双起”不如“双飞”更有意思。这种公权力的精神错乱现象,在中国可一点都不新鲜。既没有高血压,也没有心脏病,连脑瘤都没有——反正一切指标都健康正常,这样的公权力在中国反倒不正常。

媒体上隔三差五地秀一下GDP实力,三天两头地牛逼改革开放的成就,一天到晚宣称要和平崛起。一匹狼,十个爪子伸出来全都戴着50克拉的钻戒,依然难保不让人心生恐惧。狼就是狼,哪怕全部尖牙利爪上都铸着纯金的“和平”两字,不还是狼吗?正如当年英国在几十遍的和平保证之后挨了纳粹德国的重击。

亚运会的足球赛场上,日本队在几万个长时间的倒彩声中获得胜利,我悲哀的不是国足的失败,而是那几万个“愛国”的声音。这种伪民族主义真种族主义,在适当的时机和土壤里发芽生根,就能生出一个审美水准远不及纳粹德国,残忍与疯狂却远超纳粹的德国。

刚刚去世的蔡定剑教授,临终前三天对前来探望的记者说:“民主宪政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我没有蔡先生那么乐观,我并不知道宪政能否在中国实现,确切地讲,我更倾向于认为中国根本不可能实现宪政,即使能实现,也远不是这一代人能完成的。

人们总容易夸大言论的力量,正如容易蔑视言论的力量。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绝大多数非职业的社会改革思考者,都是在各种不同声音中选择于他们自己有利的声音。即使如此,也不见得就直接去支持、践行,而是跟风的,机会主义的,搭便车的,无论什么主义,什么思想,都是随时被接受随时被抛弃的。被接受还是被抛弃,完全取决于是否对现下的生活直接有用。在一个自由理念迄今还只是若隐若现的时代,在民主宪政的言说还有那么多禁忌和禁止的时代,要大部分人心明眼亮地接受并坚定地接受宪政思想,无疑是种奢望。

极左和极右本来就是孪生兄弟,未经全面改革的共产极左走上寡头极右岂非天经地义?如果这个国家最终不免走上法西斯道路,或者毛粉团重新操控中国,回归老路,稍稍明白点的人若不反抗,就得走掉,

几天前,去一朋友家,朋友告诉我说,他四岁的女儿毛毛曾跟她妈妈说:“你在哪,我就在哪。”她妈妈脸上挂满了幸福的满足说:“这是情话!”人愛一个地方,无非因为愛着那里的几个人,至于哪个地方本身无足轻重。我尊敬的一位老人,正在办移民,他说:“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自由的地方。”一年前我还从来没想过移民,可是这位老人的话震撼了我。正在走向通往法西斯之路的中国,移民会不会是最后选择——或者说,我们这些没有自由的人其实已经别无选择?

人只是汪洋大海里的小蜉蝣,别人也根本看不见你。问题是,哪怕是蜉蝣,也是生命,它的每一次游动,它的每一个变化,都是这世界的一部分。它可能被消灭,可能被蔑视,可能被遗忘,也都是这世界的一部分。虽然不想移民,甚至也没有移民的财力,然而,逃生毕竟是人的本能。

哪怕像茨威格一样自杀于异域,也比1949年以后留在大陆的中国读书人强。世间惨剧,没有哪种可以跟一生经历两次极权政权相提并论。

那天的万圣聊天,当我解释了绝望的妙用之后,学生们的疑问并没有消除,在他们的眼神里,我看到了更深的疑惑,于是我问他们:

“你们觉得我颓废吗?”

“不?!”他们松了口气,笑了。

我说:

“绝望并不意味着颓废。加缪早已解释过,世界既然那么荒谬,为什么不认认真真地对待荒谬呢?人生既然是场梦,为什么不把它做成个美梦呢?些许坚持,都只是我自己用的,让自己过得好一点,夜里睡得安稳一点。我们并不为世界而活,只是为自己而活的时候,凑巧跟世界活在一起,所以问题不在于你活着,而在于你怎么活。”

是的,在这里一天,就尽可能正常地过,但该逃亡的时候还得逃亡——如果我们并没有能力阻止疯狂的历史车轮,也没有能力像林昭那样有尊严地倒在极权屠刀之下。

可悲的是,做个中国人,怎么活和怎么死,最多只能拿一头。不过,无论拿哪头,至少对我来讲,都不能少了尊严。

2010年12月1日於追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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