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青报发表的报道（那怎么能叫报道呢，奇怪），违背了最基本的新闻职业伦理，中青报怎么会变成这样，匪夷所思。希望中青报依然是卢跃刚的中青报、李大同的中青报。

2. 不管李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司法程序必须保护他的基本人权。程序正义应该保护所有人，不仅仅保护天使，也要保护魔鬼，不能保护魔鬼的程序，也不可能保护天使。

3.  司法，尤其是刑事司法决不能用搞运动的方式，以前的“严打”滥杀了多少人都无法统计，教训被遗忘了。常规的刑事司法一旦搞成运动式的诸如打黑打白的，只能是抹黑或黑吃黑。

4. 法治国家里，都有一些基于特殊职业而来的刑事作证豁免权，例如律师、牧师，目的是为了他们所服务的对象能对他们彻底诚实，这样才能让这些职业的从业者完整地从业，让当事人得到完整尽职地服务。

5. 美国人也恨律师，认为许多律师昧着良心帮助真正的罪犯开脱刑责，这是一个不完美社会的不完美代价，他们知道如果改变现有的律师制度只会更糟，不可能更好，所以他们忍着。法治精神的态度是：“宁可错放三千，不使一人冤枉。”而专制制度则相反。

6. 我已经说过N遍，还要再说一遍：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是几乎完全无法保障基本人权的，它连国际底线标准都达不到。这样的一堆狗屎制度（这是对狗屎的侮辱，向狗屎道歉）导致了当今大量律师无法承接刑事案件，如果哪天我下决心去做刑事辩护律师，那就做好了坐牢的准备。

7. 北京律协“期望并相信重庆司法机关会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依法办理李庄的案件。”在一个几乎完全无法保护基本人权的刑事司法制度下，这么说是无耻的。作为非政府官员，非公务员，人民对公权力正确的态度，就是恶意推定，除非他们经过公开而严格的正当程序证明了自己的公正。

8. 《刑法》306条款被法学界视为恶法，这个思路本身就是错的——问题主要不出在实体法，关键在于相应的程序法是不是能尽可能公正地完成其善，遏制其恶。问题恰恰出在刑事诉讼法上，邪恶的程序法加上基本正确的实体法是恶中之恶，比没有正确的实体法还要恶——它不但作恶还掩盖了恶。

9. 实体法《刑法》固然恶法累累，但与《刑诉法》相比，则是小恶见大恶。《刑事诉讼法》才是举国第一大恶法。不对这部恶法进行根本性修订（甚或彻底推倒重来），我们每个人的人权都无法得到最底线的救济。一国的刑事法专家都不注重程序法，那么这个国家基本上就是法盲之国。

10.  美国最伟大的刑辩律师丹诺，曾因涉嫌贿赂陪审团而受审，但他为自己赢得了辩护。公正之法当然不可允许任何人逍遥法外，但关键是要以正当程序保障。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就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任何蔑视手段伦理的做法最终都会导致惨剧——甚至可以说目的越伟大，结果越悲惨。

11.  正当程序虽无法达到绝对正义，但是它或许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不正义，既然人是不完美的，就不能要求人制定的制度完美。宪政民主法治等制度正是建立在人的不完美性基础上，如丘吉尔言“民主是最差的制度，如果没有专制。”追求别的正义可能会出错，但追求程序正义犯错概率最小。

12.  刑法与刑诉法最典型地反映了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特征：实体法烧香，程序法掏枪——即“好话说尽，坏事干绝”。话说回来，刑法本身也是一部恶法，它因制定了68条死刑罪名列世界刑法吉尼斯纪录。故上述概括应改为：“好话说不尽，坏事干不绝。”——因为在中国只有更，没有最。

13.  许多国人好用“好人”“坏人”讨论刑事司法问题，他们眼里，好人要保护，坏人则随便。这是毛“一个指头九个指头”论翻版，最后九个指头变成一个指头，好人被成为坏人。刑事司法问题上，必须坚持无罪推定，任何人未经正当程序审判被确定为“坏人”，都必须假定是“好人”。

14.  如果允许政府不经正当程序就剥夺一个人的自由、财产和生命，就等于承认我们自愿被奴役；如果允许政府这样对待律师，那么最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当我们被政府奴役之际，没有一个律师能为我们做什么。为李庄的程序正义呐喊，就是为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正当权利呐喊。

15.  我一直认为薄熙来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现在也没改变这看法。但是，在目前中国官僚制的集权模式下，权力不受限制本身就可以让他作出许多恶来——重庆打黑便是一恶！在一个恶制度之下，一个掌权者的最高美德如果不是改变恶制度本身的话，那么就是什么都不做。

16.  转型时代，渴望出现大政治家是正常心理。正因为此，对有能力的掌权者更要加倍警惕，雄才大略者如果没能改变恶制度本身，其有为之治往往会遵循无限制权力本身的逻辑而成祸害（例如朱镕基）。唐德刚曾叹息康有为该改名无为，一个没有权力者尚且如此令人担忧，更何况手握重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