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得知下学期“被不上课”之后，我校人文学院的邓文初教授在他的博客“邓文初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zdwenzi）发表了《没有人性的学术》一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0765780100h6iw.html），其中涉及的一些问题，都令我心有戚戚，同时也激发了我自己的话痨痼疾。于是，接着他的话茬，遂有此文。

如邓先生文中所谈及，我的被不上课，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事，虽然毫无疑问首先是我个人的事。我说过，这事儿还没完，我且等等、瞧瞧，回头会有我自己方式的交代——你不可能等着学校或者院里给你什么交代，在这普天之下莫非潜规则的时代，怎么可能坐在家里等着天上掉下一公平来呢？

七八年前，一位我至今敬佩的学界前辈曾经问我：“你在学术上有什么打算吗？”我说：“没什么打算，我们这一代人，先天不调，后天乱调，想要做出什么像样的学问，不太可能。对我来说，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更紧迫的是要做人。到死的时候，把自己检查一遍，自感这辈子活得还像个人样，便足够了。”

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里说中国历史只有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按大类划分，当代应该算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但是具体到个人，倒也未见得，奴隶主并没有打算让所有的奴隶都能做稳奴隶，关键是他们的利益。且不说每天被城管撵得鸡飞狗跳的底层民众，就是分了一杯羹的体面光鲜分子，也未必永远光鲜体面，比如我就听说有宪法学家在为他们自己的被拆迁上访。

我可能和邓先生一样，是个短视的人，我们只想到人权是当下每个人当下的人权，不是旁观者的人权，也不是未来人的人权。尊严也不是个期货。我们想不到更加遥远的世界，更加遥远的未来，更加遥远的责任。我们更愿意在这做得稳还是做不稳奴隶不好说的时代里，承认奴隶之身，拒绝奴才之惑，尽可能地走向自由人。

无论在生活中面对亲人朋友熟人陌生人，还是在课堂上面对一届又一届的学子。尽可能努力做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公民，不但是权利，也是一种义务。当大学还只是个如邓先生所说“只不过学部下的一个厅局级官僚机构而已”的时候，作为教师，当是努力做一个完整公民基础上，才有教书育人的可能，我不相信奴才是配当教师的，虽然举目四望，这样的所谓“教师”车载斗量。

常有学生甚至同事，疑惑于我在课堂上谈到政治，他们说这是政治和学术不分，认为我不学术。我所教授的课程，如《中国宪政史》、《宪法案例研习》、《行政法案例研习》，这些课程都是研究权力以及如何限制权力的，换句话说，我研究的既有抽象的政治，也有具体的政治。什么是政治？政治无非是关于众人之事的管理。谈及权力，谁能离开政治吗？一个研究权力的学科，禁止教师谈政治，这难道不是奇谈怪论？这样的课程若不允许我谈政治，唯一可谈的大概只能是床笫之事了——只有这些事才足够的非政治，然而，谈这些会涉黄的，那样要将我被不上课就理直气壮了，所以顺便给院长大人提个醒（如果她肯屈尊看一下本文），以后罗织罪名的话可以朝这方面努力，反正都是强词夺理，编得有水平一点至少也可以表明自己的敬业。

现在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没有学术自治，没有学术自由，怎么有脸称大学呢？真是奇了怪了！这是大环境。但我并不否认许多高校的一些学术行政管理人员，以其个人对大学精神的坚持，而提供了一定的学术与教学的自由空间。然而，这种情况往往缺乏可持续性，常常人走政息，如果接续原管理者位置的是个党棍，追求学术自由的教师们日子就会很不好过。

如邓先生所言，维护生命是第一位的，有没有学术是次要的。如果为了所谓的学术，把自己搞得人不人鬼不鬼，连正常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都被“理性”掉了，那还是人吗？那样的学术又有何用？专门为奴役背书的学术，那也配叫学术？依我之见，有自由未必有学术，但没有自由，必无学术。每年那种赶鸡下蛋的学术，不是号称全球论文数量第一吗，难道不是全球垃圾第一？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正因为如此，邓先生在拒绝，我也在拒绝，拒绝这些无生命的所谓学术。一想到论文、专著无非是职称、住房、奖金的兑换券，我就觉得恶心，而那么多连发稿的编辑都未必读完的论文，居然也敢自称学术成果！虽然在这无边的垃圾场里，我们还能偶尔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真正的学术，而这些学术也带给他们的主人应有的荣誉和职称以及地位。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学术垃圾的总体特征。

这无边的学术垃圾场，并不仅仅守着他们自己的垃圾地位，他们还在吞噬那些原先的犹豫者、无奈者，甚至在学生中间广泛蔓延，有个学期我指导的六篇毕业论文，初稿中有四篇是抄袭的，有一篇甚至只换了个名字，当我电话质问他们的时候，有学生甚至说“大家都这样，教授也抄袭。”我能说什么？他们没说错。我只能说：“遇上我算你倒霉，如果想过关，必须自己写。”

这无边的学术垃圾场，也并不仅仅吞噬犹豫者和无奈者，他们还在蚕食我们，只是诸如我和邓先生这样的已经老大不小，有些习惯是这垃圾学术场难以改变的。牠们对我们的蚕食，并不是出于对边缘人的同情，而是因为我们的不合作态度冒犯了牠们的奴姿媚态。

从我的经验来看，中国这些年来的法学教育，一个基本特征是要把人培养成服服帖帖顺从恶法的奴隶和帮助奴隶主维护统治利益的奴才。教科书上至今写着，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套教育思路的目标就是要扑灭人身上正常的正义情感，点燃心中的奴性，消灭正常的理性，把法律思维彻底改装成一个服从邪恶规则的论证性工具。这一恶果，在那些除了读教材考试之外不读别的书的自考生中间最严重。一旦讨论现行法律的良恶属性时，这种现象就凸显出来。可以说，这样的法学教育比没有法学教育更加可怕，通过激发负面情感和虚假理性支持的愚昧，其恶的力量胜过一切愚昧。

对于我来说，做一个教师，就是要揭穿这一伪法学教育的现状，就是要纠正这一无耻的法学教育现状，我有义务让各种各样的观点在我的课堂上纷繁杂陈，因为我有信心，只要给出足够的备选项，正常的人会做出人性而不是冷血的选择、公民的而非奴才或奴隶的选择。我没有权利将学生封闭在我的视野之中，对学生强行灌输我的观点；更没有权利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把学生当成一党一派的驯服工具去洗脑——如果这么做不但不是权利，甚至是犯罪。

拉拉杂杂，信手涂鸦，只是说点琐碎之感。于邓先生也好，于我也罢，对于我们来说，生命第一位，有尊严的生命第一位，自由的有尊严的生命第一位，你可以说在当代中国这样追求是奢侈的，但于我们这是底线了，我们只是要回原本就属于我们各自的那一份。

至于学术不学术，这又有什么打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