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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9 接受北青报的采访全文 / 萧瀚

 
接受北青报的采访全文
 
萧瀚
 

今天,北青报发表了题为“法大一副教授‘被停课’起风波”(http://bjyouth.ynet.com/article.jsp?oid=64394213)的报道,可能由于版面或其他原因,他们没有全文刊发我接受采访的内容,现将采访全文发布于此。

关于被停课

 
记者:您是去年12月底得知“被停课”,一直到3月21日发公开信,这期间学院就此事与您有任何的沟通吗?
 

萧瀚:这个决定是院长作出的,但她(薛刚凌)没有跟我有过任何正式的沟通和告知。

记者:您觉得把一名大学教师的课停掉,应该由谁、经过怎样的程序决定?怎样告知教师本人?

萧瀚:停掉一位教师的课,应该先由院学术委员会举行会议,对拟被停课教师进行质询,允许教师答辩,最后由学术委员会成员投票表决,作出决议,最后由院长执行、公示,被停课教师若对决议不服,可以向校学术委员会申辩,校学术委员会举行会议,教师再次答辩,再由校学术委员会投票表决,作出决议,由院长执行。

记者:“(写公开信)是因为目前的高校学术制度,决定了你我之间不存在内部平等交流的机制,不公之于众,无以对付潜规则。”当下什么样的机制,让教授和院长不能平等交流?“潜规则”指的是什么?

萧瀚:目前的高校管理存在严重的官僚化问题,因此,行政负责人员的权力大小往往跟他们本人的性格以及对学术自由的理解状态相关。有些行政负责人对学术有敬畏,尊重教师的教授自由、学术自由,在那种情况下,学术状况往往要好得多;有些行政负责人飞扬跋扈、一手遮天,把高校当军营办,这种情况下,学术状况就不可能很好——至少会导致许多教授把时间浪费在与学术无关的无聊事情上。

后一种情况下,教授们与这些行政负责人交流极其困难,因为一个有尊严的教师最受不了的就是那些无论何时何地都居高临下的官僚。所谓潜规则,就是如果你处于弱势,而且没有外界的支持,你的正当权利可能就会被肆意践踏。

关于教师资格

记者:法学院将停课的原因解释为您没有教师资格证。学院多次让您参加培训,为什么不去?

萧瀚:这种事后的解释我不接受。另外,关于教师资格,我有自己的看法。我是2004年1月办理手续进法大的,之前的2003年,曾在昌平校区的办公楼行政法研究所当着张树义教授、马怀德教授、吴平教授、何兵教授等老师试讲并且通过,也就是说,我有没有讲课的能力是在进法大之前已经得到一个正当的学术程序检验,并且得到确认。

当然,即使在学术共同体认定了大学教师资格之后,资格的存续也并非一劳永逸,但至少至今尚未有任何学术共同体(例如本院或校学术委员会)质疑过我这六年的教学工作以及相应的教师资格。

记者:您了解高校教师资格培训的内容吗?

萧瀚:进校之后多年来,院里曾屡次发来电子邮件要求我参加教师资格培训,考取教师资格证,但我从来不曾理睬——我不认为教育行政机构有资格来确定我是否够格做大学教师,唯一有资格认定的是大学的相关学术共同体——而我已经经过这个共同体的认定。

我也不知道这项制度培训什么考核什么,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学术意义上的资格来培训来考核。

记者:想没想过拿不到教师资格证会影响到以后的执教?

萧瀚:想过,但无所谓——如果直接发给我,那我就收着,如果要去培训什么的,那就是浪费时间。

关于高校行政化
记者:您说自己的论文数量不多,只填过一回学术成果表,基本不参与考评,年终奖只拿“安慰奖”。如果职称、奖金、课题的分配不由学术成果(或者说论文)决定,您觉得高校的资源分配应该取决于什么,用什么衡量?

萧瀚:衡量一个教授的教学工作和学术工作优劣应该是学术委员会的事,还有很重要的学术共同体的口碑,这些事很难量化,因此,通常情况下,采取定薪制度是比较合理的,不需要什么分等级的年终奖之类的东西(当然薪水应该合乎一个教授应得的水准)。

学术活动不需要搞得像体育比赛一样,而且许多学术研究需要很长的周期,随意评奖(尤其周期过短、范围过窄的评奖活动是愚蠢的)往往是对学术进行功利化阉割的行为,至少未必能对学术活动起良性效应。

记者:现在的学术活动什么地方不正常?
 

萧瀚:所谓学术活动不正常,也就是说不需要那么多没质量的学术讨论会、几乎摊派式、逼债式、策论式的论文,更不需要对学术期刊进行行政化等级化分类,核心期刊之类的权威性地位不应该由政府行政部门设置,而应该由学术共同体自然形成。这些都造成中国学术的畸形生长,例如许多人永远不明白,学术活动是要对真理负责,而不是对其他任何东西负责,帝师、幕僚心态不除,中国学人永远不会有真问题——这种情况几乎遍及全国所有高校。

关于个人

记者:发这封公开信,想到的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萧瀚:我发这封公开信,所能想到的最坏结果无非是将来不续聘教职——也就是说被赶出中国政法大学。

记者:一般的学者可能很愿意谈社会现象,但对本学校的事务却很少评论。您在过去多次对法大发生的事情发表看法,比如杨帆门、金仁淑剽窃事件,有没有过顾虑?领导有没有给过你压力?

萧瀚:我没有过什么顾虑,我对政法大学有些做法的批评,由于校领导从未给过我明确的压力,虽然我确实也可能给领导们带来一定麻烦,但我认为或许还有另一面,例如学界经常有人会说到校方容忍我的存在表现了他们的宽容精神。我认为在当下的社会条件下,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在这点上,即使是薛刚凌院长我也不会完全否定她曾经有过的容忍——哪怕她可能是无奈地忍受,至于其他的以及往届的学校许多领导就更不必说。

记者: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曾评价,“萧瀚是现行教育体制下的一个异类”。您认同这种评价吗?

萧瀚:我可能是个异类,但我并没有想做异类,我只是一直以来自觉地要求自己的研究和教学符合学术自由精神——虽然离完全做到还很遥远,但我一直在努力,因此而对不符合学术自由、损害学术尊严的各类管制有着几乎来自天性的厌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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