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频繁的屠童事件，人们心力交瘁。也许，除了强化迫在眉睫的安保措施，全社会还应反思暴力问题本身，关切转型期人的心理健康（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心理状态），我们的前方该是非暴力的人道社会。

人的一生需要各种正常情感的慰籍，贯穿生死。心灵健康至少需要自身、家庭、社会三个维度的基本关切。环境（家庭、社会）既可能是心灵的护卫者，也可能是其谋杀者。真善美愛是人心的呵护者，假丑恶恨则是心灵的摧残者。

明末大儒王夫之，分析弥漫于晚明社会的“戾气”时认为：“习气之所由成，人君之刑赏为之也。”时代的政治风尚与世风人心关联甚密。近代迄今170年，几乎每一代中国人都身陷动荡、变局甚至战争，如此，正常情感与基本的生活规划都不可期待。

尤为甚者，20世纪下半叶的前30年，庸俗唯物主义世界观、“权力—暴力”崇拜，始终是主流意识形态。仇恨教育与暴力示范，践踏尊严、宣扬残忍等血腥场面的公众观摩，教科书、影视艺术对上述观念的肯定和宣传，潜移默化地植入人们的观念系统，而愛的教育、人道精神、非暴力的和平理念则濒于灭顶。公权力及其盲从者以强力甚至暴力的野蛮血腥手段，将本该多元共容与共荣的生活方式与社会文化，强行铸造为群体的一元化和个体的单子化，破坏甚至粉碎绝大多数中国家庭的正常情感。

于是，被剥夺灵魂的国人在一望无际的情感废墟上生死辗转，失去真善美的信念，失去希望，失去愛。全社会被暴力文化催眠，浸淫于暴戾的社会氛围不自知，从而形成畸形和危险的“仇恨及暴力型”社会认同心理。其基本特征便是 “恶的庸常化”，即在正常社会里被伦常观念否定的行为方式，在“仇恨及暴力型”社会认同中却得到合法性认证与正当性鼓励。

上述是第一个阶段的“仇恨及暴力型”社会认同期，为一元化的“奴役的平等”为基本特性。

近3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改变了部分生产和生活方式，传统的“仁义礼智信”部分伦理精神也在私生活领域缓慢复苏，域外的“自由、平等、博愛、人道、正义、民主、宪政、法治”等普世伦理价值并逐渐进入公共视野。改革的最大成就，与其说是GDP的惊人增长，毋宁说是人们正常情感的逐步回归。

然而，这复苏与移植的两种新的社会认同方式依然处于边缘状态。制度改革的蹇滞，基本社会保障的缺失，社会正义的严重匮乏，情感生活的疏离与区隔，导致了伦理转型期多元化幼稚病：缺乏沟通导致冷漠、缺乏社会自然整合导致涣散、缺乏伦理底线共识导致混乱与不安全感、道德的全面沦丧与全社会腐败。

当前30年暴力破坏情感及其各类苦难被刻意回避，原有的“仇恨及暴力型”社会认同心理因此未能理性消除，庸俗唯物主义世界观、“权力—暴力”社会观依然一统天下，不受限制的公权力继续以“权力—暴力”模式，控制社会资源，剥夺千千万万人正当的生活权利，以暴力拆迁、司法不公为典型标志的公权暴行，几乎彻底撕掉了遮羞布，以另一种怵目惊心的蛮横在人们心中烙下一个个新的血痕。这带着血腥味的权力、财富、地位等偶像招摇过市，旁若无人，迎来许多人既痛恨又膜拜、既妒忌又欣羡而流着口水的目光。

于是，贫富分化以及“权力—权利”严重不公的巨大落差，替代了改革前“奴役的平等”，公权滥施暴力引发的愤懑、嫉妒、怨恨、无望等转型焦虑无所不在，形成以“非平等奴役”为特性的第二期“仇恨及暴力型”社会认同心理，成为新的社会特征。

公权暴力所催生的仇恨日益加剧，造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以正面情绪为主的内在诉求与外在环境之间的激烈冲突。

转型焦虑使得遭受不公待遇最深的社会底层尤易心理失衡，如小摊贩、建筑农民工、工厂打工者、矿工、退伍军人、失业者、不服从的被拆迁户、上访者、失地农民等，如果公正无以兑现，怨怼无以消除，怨气无以发泄，为了生存还得强颜欢笑，心理能不扭曲吗？心理垃圾能不堆积如山吗？

新邪旧恶带来的暴力模仿效应，在许多人心中压抑性盘旋，待时喷泄，配以前述“权力—暴力”社会认同心理，便成为部分人向更弱者下手的报复性暴行的情境激发源，并成为心理疾病、神经症以及精神病的激发源（有专家认为中国至少存在1.5亿各类精神疾病患者，而得到治疗的却不到2000万）。

与此同时，庸俗唯物主义既未能构筑美好心灵的同时，却以“权力—暴力”模式打压作为灵魂与精神资源之一的宗教信仰；心理咨询在中国也还是一个人们普遍陌生的行业，许多人对心理卫生存在种种误解，带着与对精神病相同的讳疾忌医心态拒绝关心自己的心理健康，任由其发展到不可收拾。

英人詹姆斯.里德曾说，人的幸福取决于三项，一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即信仰；二是你的生活是否仅仅为了自己；三是你能否解决所有你遇到的问题。没有信仰的人无法建立坚定的伦理道德，仅仅为自己活着的人没有愛，无法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的人，则无法继续生活。

倘若这是一个能被普遍认同的幸福公式，以中国近60年来的教育论，以这些年的公权暴力以及权利救济途径之逼窄论，几乎每个人的心理都很难完全健康——倘若心理完全健康，反倒显得不那么正常。即使是心理健康的人，也不可能完全没有需要清理的心理垃圾。

为此，每个人都应关切自己的心理健康，社会也应关怀人们（尤其是屡遭内力自伤或外力侵凌者）的心灵健康状况。

就现状而言，对校园血案的应急预防，只能尽人力顺天意。纯粹出于报复社会甚至完全因为心理疾病导致的无动机杀戮，必然防不胜防。

公权力再强大，对于这种几乎是恐怖主义袭击也常无能为力，社会的生活状态远远复杂于任何一厢情愿的愿望逻辑——即使在普遍宣扬真善美愛的社会里尚且难以消除校园枪击案，更何况在以公权暴力示范为常态的社会。倒是应该提防公权力乘机肆意扩张其暴力使用的范围与频率，以防其进一步侵犯人权。

严峻的历史与现实情境促使我们每个人反思。社会的恶行与戾气，是制度与人合谋的产物，扭曲病态的社会，也是人本身的结果。然而，再坏的制度也有弹性，即使是执行邪恶命令，有良知的自我约束和毫无良知的肆无忌惮，其结果常常判若天壤。为此，即使制度应负主要责任，人依然有面对良知与正义本身的责任。

推土机旁的官员们是否设身处地地想过被拆迁者唯一的家园？踢翻摊贩的城管们是否想过可以不对谋生者使用暴力？警察们是否想过在棍棒下呻吟与昏厥的赵作海们也是和你们一样的人？判处聂树斌死刑的法官们是否想过自己就是刽子手？制造毒大米、毒奶粉的厂家是否想过孩子会活活疼死？用屠杀威胁的语言诅咒凶犯的人们是否想过罪犯也是人？凶手们是否想过你的处境再糟与弱小的孩子们何干？教师们是否想过愛的教育难道不比恨的教育美好吗？

每个人都应检讨自己：我是否身陷仇恨及暴力认同的泥淖？我是否以所谓无奈的借口，身陷庸常化之恶而不自省？

社会转型的进程中，政治制度的良性化改革处于前锋位置，在制度尚未全面改革之际，各种社会力量当尽可能限制公权力的假丑恶恨行径，同时普及心理健康常识，尤其是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心理关怀，从而尽可能消弭戾气与暴力恐怖，增进真善美愛。假丑恶恨是被互动式唤起的，真善美愛也是如此被唤起，足够强大的真善美愛将消融假丑恶恨于无形，而这端赖每一位人道的公民增善减恶的努力以及非暴力的生活实践。

加缪曾说：“这茫茫黑夜就是我的光明。”巨石依然在滚动，而西西弗斯永远行进，洞彻这世界的荒诞，人们才更应站起一身的朝阳。泰戈尔诗云：“天地无遮藏，倾心世上仁。真如轻歌藐，真如永恒吻。”只有让“善之庸常化”取代“恶之庸常化”，非暴力的人道社会才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