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祀的智慧

萧瀚

1916年终，俄国的亲王们因不堪圣愚人物拉斯普丁干政，将其刺杀。此前不久，拉斯普丁曾警告沙皇，如果自己被沙皇的亲戚们杀害，沙皇家族将遭革命者清洗。不到一年，除了一位幼小的公主出逃，罗曼诺夫家族被新政权满门抄斩。

法国革命后，人权时代取代了神权时代，然而，除了美国独立革命之外，二战之前革命形式导致的政权更迭，却往往伴以比古代更为惨烈和血腥的人道主义灾难。雅各宾暴政是法国革命血腥的巅峰，罗曼诺夫家族的覆灭当时亦震惊全世界，被人称为拉开20世纪邪恶政治的序幕，预示了后来数十年苏联政治将一直流淌着邪恶之血。

如何对待前朝旧人不仅仅体现新政权的政治度量，更重要的是体现新政权即将引导人民什么样的政治道德，极而言之，更将预示着和平之可能性。中西历史对此各有经验和教训。

神权时代，作为共同体最重要的祭祀，遍及世界，往往被视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政权灭亡因此也叫绝祀。《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意为祭祀和战争是最重要的两件国家大事。不过，中西之间在共同体祭祀的具体内容上存在诸多差异。例如，中国的宗法家国一体化传统下，王家或皇家祭祀的主要对象虽含祭天，更要者在于对先代列王（皇）的祭祀；而古代多神崇拜的希腊，祭祀的对象则是城邦各自的守护神，古代以色列则基于一神教信仰，只祭拜上帝。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说人类“创造上帝，互相挑战：‘丢掉你们的上帝，过来崇拜我们的上帝，不然就立刻要你们和你们的上帝的命！’”这可作为神权时代人类利益冲突史的某种隐喻性概括。但这祭拜，无论是对宗族，还是对城邦保护神，抑或对唯一上帝，以信仰之争面目出现的利益和统治权之争，也往往以对待失败者的不同态度来表达未来政治的愿景。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提到不少盟约，这些交战双方的盟约第一条往往就是关于互相尊重双方城邦保护神以及尊重公民自由祭拜神灵的权利。占领者在占领地不敬神的行为，例如修昔底德特别指出远征西西里过程中，雅典士兵占领叙拉古人地盘后“砍伐神庙土地上的橄榄树，用来建筑木塔。”以示谴责。欧里庇德斯影射西元前416年米洛斯大屠杀的名剧《特洛伊妇女》中，借海神波塞冬之口谴责胜利者雅典人残暴的灭祀行为：“我现在要离开这闻名的伊利翁，离开我的祭坛。”罗马帝国在征服希腊城邦过程中，也包括对其宗教的摧毁——取缔祭祀城邦保护神的自由。古代西方世界，自由的脚印里沾满了鲜血。

国史上的武王克殷，周当时尚无彻底铲除商的能力，于是宽柔以待，从而引产了著名的“存祀主义”——表面含义是允许前朝旧人祭祀祖先，实质含义则包括宽免前朝执政旧恶在内的宽恕政策。《尚书.周书》中就记载了武王将周获得政权解释为商纣王因无道而致天命转移至周，这就为宽免前朝具体人提供了依据——新王（皇）登基时的大赦天下可谓存祀主义最典型的遗产。

除了大赦天下这种针对普通刑事犯的政策，“存祀主义”的政治观念亦被后代许多新政权套用到针对特定的事和人——虽然“隳宗庙，焚皇城”也是历史常态。尤其异族占领中原之后对前朝旧人的善待，例如，李自成曾焚烧十三陵（康陵焚毁严重），而清兵虽最初有毁陵行为，但多尔衮迅速制止，入京后三个月即给明十三陵陵户祭田，禁止樵牧，以护明陵。这为后来清朝的统治打下了一定的人心基础——即使誓不仕清者如顾炎武也得善待，而同样不仕清的李顒甚至在多次征召不应之后，得康熙亲笔赠匾“关中大儒”。

从这些前朝往事中不难看出古人的智慧，就是政治宽容在催生一种新的和平政治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价值。世界范围内，从二战后的欧洲大清洗，中经20世纪下半叶的南美、南非、东欧、苏联，直到21世纪的北非、西亚……，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宽容已获长足进展，但也继续追问人类：在这个人权时代，如何解决世界上普遍存在的政治性侵犯人权问题，如何在政治转型过程中妥善、智慧地解决因政治而起的新仇旧恨，实现共同体内人类的和解。

100年前，拉斯普丁虽未因其神迹免祸，沙皇家族也未免于殒灭，但至少70年后的苏联转辙并未血流成河。“人类从历史中唯一学到的东西就是什么都没学到”，这一黑格尔哀叹虽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高悬人类头顶，然和平毕竟在前行。

2011年3月10日於追遠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