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在作了著名的演讲“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之后一年半，年仅56岁的德国大思想家韦伯罹肺炎去世，其妻誉之为“昔日的骑士”。2010年 11月22日，去世时比韦伯小两岁的蔡定剑——这位当代中国骑士也离开了世界。

两位“骑士”，学有不同，但生前都为本国的宪政制度殚精竭虑、死而后已。

蔡定剑，1956年出生于江西新建县，1979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前曾从军四年半，1984年考入北大读研究生，读研期间，兼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干事。

1986年，硕士毕业后，蔡定剑被分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后到秘书处，历副处长、处长、副局长，直到2003年底离开人大常委会到中国政法大学，其间还拿了北大博士学位。奠定其“人大制度研究第一人”地位的专著《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基于那段工作经历，此书从1992到2003年先后出了四版，每一版都有吸取各方意见以及新的研究基础上的修订，可见其治学之严谨负责。

20世纪90年代，不说官员，就是学者接受媒体采访都尚未普及，蔡定剑就已伸展开政务公开透明的姿态，不唯年轻媒体人对他平易的公开姿态颇多好感甚至感动，许多接触过蔡定剑的资深媒体人，在忆起往事时，也表示钦佩：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到媒体露面是官场大忌。蔡定剑这种为“官”风格，源于做官并非他的理想，做事才是。

这一理想，正是他以“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为特征的系列思想、著作与行动的源泉，主动研究并推进立法的公开化、民主化，特别强调民主程序，特别强调农民参与民主议政的热情和能力，推进公共预算改革、完善选举制度……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些都是限制权力的制度研究，作为一个官员，这么做在中国几乎是不可思议之举。

虽然因了温和的性情、诚挚的人格，蔡定剑这种“大忌”与“不可思议”并没有招致官场的明显妒恨，只要愿意，他可以继续呆在人大常委会秘书局，按部就班地继续局级、副部……，但这种性格却导致蔡定剑自己主动离开人大。

这是2004年的事，他回到了母校中国政法大学创办“宪政研究所”——这与他自己拟定的简历中“主要研究领域”一栏，起句便是“宪政民主理论和实践，长期进行限制国家权力的研究”可谓言行相互印证。如论者所言，如此“仕而优则学”很罕见。

自2004年到现在这将近七年的时间里，蔡定剑主持宪政研究所，进行了大量学术研究、宪政制度实践、民权行动。学术方面，既有他个人的论文、时评、专著，也有代表研究所组织并主持的各类学术活动，包括会议、项目研究报告等；宪政实践方面，2007年开始，他参与上海市闵行区的预算改革试验，调研并参与浙江温岭的参与式财政预算改革；至于他参与的民权行动，难以细数，以反就业歧视最为人所周知，而他在反拆迁（土地制度）、城管等民生领域的呐喊，则更是由来已久，屡屡现声公共媒体，司法、行政程序等领域的批评与建言性时评也多有撰述，总之，在维护民权民生这一总目标下，他的言论几乎遍及所有方面。

“学问大抵是荒江野老，屋中两三素心人议论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钱钟书这话被不少学界中人奉为圭臬。学问分门别类，路数千差万别。辞章之学可以“荒江野老”“素心议论”，宪政是经世之学，本就该是“朝市显学”甚至“俗学”，要在现实中推进实践，断无“荒江野老”可成就之理。

正是宪政的这一“俗学”特性，配以蔡定剑本人的特殊个性（包括他所谓“我的每项研究都带着实践精神在做，都同当前的社会现实紧密结合”），使他身兼三任：学者、时评政论家、宪政改革家。这在其知道得病到去世的这十六个月里，表现尤为明显，可谓分秒必争、披肝沥胆，许多事迹令人动容。

勤奋多思造就了一个“六部专著、九部编著（《走向宪政》即出）、200多篇论文、两部评论集，以及大量未结集时评”的学者、时评政论家蔡定剑；而知行合一的精神，造就了一个宪政改革家蔡定剑。

蔡定剑将三种身份结合得很协调，既没有沦为断烂朝报、言之无物的空头教授，更没有成为权势帮闲、衙门幕僚。

蔡定剑身上有着深刻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从问题出发使他对现实的发言平易成理、切中肯綮，其著作与公共言论，都表明了他独立于权力的学者、以及守护正义和良知的知识分子立场。

蔡定剑长期的政府工作经验，使他在宪政改革的具体实践中明其弊而知进退，从而生实效，这在学术难入庙堂的当代中国，是个了不起的标杆性成就。韦伯曾说“政治是件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以此衡量，蔡定剑无疑当得政治家之称——这与政客完全两回事。

与蔡定剑有过接触的人，大多对其人格留下极深印象：亲切、温和、谦逊、勤奋、敏锐、真诚、平等……。学术与政治，作为志业，两者本难融通，而蔡定剑却成功地将两者打通，学术与政治各司其职，部分地正是源于其卓越的人格。

韦伯比蔡定剑幸运，至少亲眼目睹了他所珍愛的魏玛宪法的出台。蔡定剑则惆怅与遗憾满行囊，过世前三天他还跟来病房探望的记者说：“民主宪政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这位宪政骑士，扬鞭绝尘，他的肉身竖起一座烽火台。

这座烽火台，将持久地燃起“限制权力”的烽烟。